统计分析与实验室研究
德国医学家Friedrich Martius（1850—1923）在1878年和1881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Louis和Gavarret关于科学医学新纪元的梦想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整个医学专业普遍“缺乏数学训练”。作为接受实验室方法训练的人，他说科学的基础在于实验室里的实验，而不是单纯的观察和搜集数据 ［3］ 。
Louis的贡献是他主张临床医生必须追求成为科学家。但在Louis于1850年代中叶从医学舞台退休之后，一些医学研究者的争辩表明，汇集数字结果固然能为治疗提供有用的见解，但这些结果并不具有权威性、使之成为“科学”。Friedrich Oesterlen（1812—1877）说“科学的”结果必须是发现知识，它确定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发现相互关联 。
Joseph Lister（1827—1912）于1870年发表其抗菌手术的先驱性工作时，提到爱丁堡大学于1864—1866年（介绍抗菌方法之前）所作全部手术的死亡率是45.7%（16/35），而1867—1869年（介绍抗菌方法之后）所作全部手术的死亡率却是15%（6/40）。虽然他用这个统计学结果来说明新抗菌方法的有效性，但是他宣布这一结果背后的科学是Louis Pasteur（1822—1895）提出的疾病的细菌理论 。Pasteur发展了细菌理论和免疫的概念。他在1881年做了他的抗炭疽新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
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奠基人Auguste Comte（1798—1857）相信单纯数学统计（如Louis所做的）实在对医学没有用处 。Claude Bernard（1813—1878）提出医学科学立足于实验生理学，而不是观察的统计数字。根据他以实验室为基础的观点，宣称针对每个病人的实验室研究可以提供“客观的”科学结论。他同意Louis医学是科学的观点，但将医学科学限于每个病人的生理功能的测定及研究 。
当时其他杰出的临床学家，如Carl Wunderlich（1815—1877）试图在Louis和Bernard的中间将两种途径合并起来。他们搜集大量可以定量化的生理学资料，并试着用数值方法分析这些数据。然而，这条路没有被医学界普遍接受，许多人仍然反对定量化过程，坚持集中关注个体病人 。
